在上海，市政规划要求“每间隔500米就要有一块3000平米的绿地”，看起来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现在上海市民已经可以享受到这种环境带来的清爽。上海市农委主任袁以星介绍说，这些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引入了企业概念，使绿化工程得以用更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而这种“政府＋企业”的绿化模式正被许多专家认为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成例。
“以房养绿”
1992年以前，上海的绿化工程并不是其他城市羡慕的对象。袁以星回忆说，“当时上海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2％，在一项关于上海向国际化发展的规划中，环境绿化存在的缺陷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
传统的做法是政府财政每年拿出2500万元用于城市绿化，但这种输血方式要与城市发展保持同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政府的绿化目标近乎苛刻，要求“点上绿化成景，线上成荫、面上成林、环上成带”，内外因素的夹击使决策者们感觉到，惟有使城市绿化具备造血功能才是切实的出路所在。
上海市出台的具体做法是酝酿一家“自负盈亏、通过市场竞争综合开发、积累资金、直接用于绿化建设”的企业。1992年，由市农委和建委各出资1000万元设立的绿地集团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表面上，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但它的首要职责却是绿化上海，在许多上海人的眼中，这是一种“政府＋企业”的全新样式。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绿地的资产规模膨胀了19倍，累计投入绿化资金近3亿元，共建城市绿地260公顷。袁以星认为这些成就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设计，在配套环境的支持下，取得成绩是必然的”。
绿地集团公司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将所得利润无偿投资绿化建设，所以，如何取得利润显然是一个大问题。
集团总裁张玉良的思路是“以房养绿、以绿促绿”，也就是最终向房子要钱。在很多地块，绿地集团先进行大规模的公共绿地建设，这是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但绿化的结果会使当地房价因为环境改善而提升，公司就可能通过运作房地产项目取得收益。
绿色战术已经成为绿地法宝。在房地产经营中往往被采用，他们会承诺在50亩的土地上将建设10亩绿化园区，这会对客户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一般的房地产商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而这些措施在政府部门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组合拳”：公共绿地建设踏上了由政府财政和市场机制组成的双轨列车，而政府则从一种低效率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
第二财政
在绿地集团扩大的同时，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仅仅依靠一个公司能满足城市绿化的整体要求吗？根据调查，绿地集团每年能够提供的绿化基金基本保持在5000万元左右，而上海市的全年城市绿化投入达到了20亿元，这种比例的确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功效。
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官员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们更关注绿地经典工程的示范作用。
袁以星解释说，企业化运营之后，使重大绿化项目的兴建有了质量保证。绿地集团的经典之一——陆家嘴中心绿地工程已是上海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南外滩滨江绿带、上海科技馆外环境绿化、国际儿童康复中心绿地、延安路江苏路绿地等现在都已经成了上海的标志性绿地，这种示范效应以及精品感觉正逐渐成为上海重要的环境语言，从这个角度观察变迁，纯粹意义上的数字面积变得不再重要。
可是如果把利润全部用于绿化，企业自身的发展将无法避免地陷入停滞，同时机制问题也会成为一个瓶颈。1996年，绿地集团被列入上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后，新的绿地集团注册资金1．6亿元，其中9000万元作为绿化基金股，4000万元作为企业发展股，职工参与股为3000万元。
张玉良评价说，明晰的股权关系使公司发展与公共职能统一了起来，多少利润用于绿化，多少利润用于积累，可以通过股本比例的结构看得清清楚楚。政府部门固定的市政投入资金，通过企业化运作产生增值，并被投回到市政建设中，得到的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而政府也认为，这种模式开辟了城市绿化的第二财政渠道。
政府态度是成功关键
当上海成为中国许多城市的榜样之后，一些人希望把“绿地模式”进行全盘拷贝在本地实行，但张玉良总裁告戒说，这一模式的能否实行，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的态度。
事实上，在绿地集团自身的扩张中，张玉良也没有过多采用他在上海的成功做法，原因在于不能保证当地政府会像上海市府一样对他们予以切实的配合，而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完全的企业化经营同样面临着规模制约和回报风险。
就是在上海，同样存在克隆失败的案例。当绿地模式效果初现之时，许多区政府开始在辖区内推行这一经验，但成功者寥寥无几，专家们认为，这与需求总量不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衡量能否拷贝“绿地模式”的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唐丰义认为，上海市在城市绿化的商业经营过程中，选择了具有互补性和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作为挂靠，房地产行业的突出特性在于存在间歇性周期，持续发展的条件就是需要相应的市场空间，需求不足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资金循环陷于恶性，所有的美好规划都变成了画饼，因此，考虑本地实际的消化能力及可持续能力是其中必需的环节。
作为主管单位之一，上海市农委在绿地模式的推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袁以星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服务，对于市场环境，企业比官员更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固执于自己的理解而在不经意间成为企业的绊脚石呢？”他的自信来自于绿地目前的产权结构，“18．8％的股份掌握在经理层和普通职工手中，他们把身家都押在企业上时，愿望就变得简单了，在这个时候，职业生涯比投资股票更有可控性”。
唐丰义评价说，很多地方不缺少有实力的企业，但投资绿化事业仍被视为畏途，不单单是由于这个行当的利润率较低，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得到更多的支持，而改变这一切，首要的前提在于政府观念的革新，这是经济因素之外不可忽视的环境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着上海的做法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被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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